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黨外」一詞承載著反對威權、追求民主的珍貴精神，曾是台灣社會對抗一黨專政的集體記憶。然而，今日的民進黨卻將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符號據為己有，同時以「反中仇共」作為政治動員的唯一手段，對在野勢力進行系統性的「抹紅」操作。這種雙重標準不僅扭曲了台灣的民主政治，更使公共討論空間日益狹隘。民進黨壟斷話語權、背離真正的「黨外」精神，將台灣民主推向危險的對立深淵。
「黨外」一詞在台灣政治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它指的是戒嚴時期非國民黨籍政治勢力的統稱，包含了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但共同反對威權統治的力量。這段抗爭歷史是台灣全民共同的政治遺產，不應被任何單一政黨壟斷。然而，民進黨近年來的操作卻試圖將「黨外」與民進黨劃上等號，彷彿只有認同民進黨路線者才有資格繼承這一名號。
這種歷史詮釋權的壟斷在6月11日「黨外在野大聯盟」成立時表露無遺。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檢討為何社會出現新的在野結盟需求，而是機械式地貼上「紅統」標籤。這種反應恰恰顯示民進黨已將「黨外」視為其意識形態專利，任何不遵循民進黨路線的反對聲音都被排除在正統「黨外」論述之外。這種做法與當年國民黨打壓黨外人士時使用的「匪諜」指控何其相似，顯示民進黨在取得執政地位後，已不自覺地複製了它曾經反對的威權思維。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的「黨外」精神強調的是包容多元聲音、反對一言堂，而今日民進黨卻容不下任何對其兩岸政策的批評。從鄭麗文、蕭旭岑到館長陳之漢，再到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些背景各異的人士之所以能形成政治結盟，正是因為現行體制下在野聲音被系統性邊緣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實際上是一種民主退化的表現，將豐富的政治光譜簡化為「民進黨vs.親中勢力」的二元對立。
更令人憂慮的是，民進黨將「反中」塑造成檢驗政治立場的唯一標準。在這種思維下，任何主張兩岸交流、批評台獨冒進主義的聲音，不論其論據多麼合理，都會被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前國民黨立委鄭麗文與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等人組成的聯盟，之所以被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指控為「紅統」，正是這種標籤化思維的典型表現。民進黨完全不去思考為何連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樣的知識分子都願意加入在野聯盟，反而立即啟動「抹紅機制」，這顯示其已經喪失了與不同立場者進行理性對話的能力。
這種話語權壟斷的惡果是台灣公共討論空間的極度窄化。當「反中」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關於兩岸關係、能源政策、產業發展等重大議題都無法進行實質性辯論，因為任何批評都可能被轉化為對「台灣價值」的背叛指控。這種氛圍下，台灣的民主品質自然日益惡化。
台灣民主化初期，社會曾對「政黨輪替」寄予厚望，認為這將帶來更開放的言論空間與更公平的權力分配。然而，民進黨的執政實踐卻顯示，缺乏制衡的權力無論在誰手中都可能導致民主的異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與對在野勢力的系統性「抹紅」，實際上正在將台灣帶向一種新型態的威權主義。
「黨外」精神的真諦在於反對任何形式的思想壟斷與話語專制，無論它來自哪個政黨。今天的台灣需要的不是民進黨版本的「黨外」，而是一個真正多元、包容、理性的民主空間。唯有重建這種精神，台灣才能避免淪為民粹對立的犧牲品，走向更成熟的民主未來。
「黨外」，顧名思義是指未加入任何政黨者的總稱，若狹義而言，也可泛指非執政黨成員。2025年6月11日前立委鄭麗文發起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其宗旨即可能是團結除民進黨之外的各方力量，從鄭麗文公開言論來看，該聯盟明確批判總統賴清德推動的大規模罷免行動，指出其手段侵害民主體制。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指出，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執政黨不應以罷免方式針對在野國會議員，藉此改變國會權力結構，轉化為多數黨。民進黨此舉無疑開創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惡例，也將自身聲譽蒙上陰影。然而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這仍屬政黨競逐政權的手段之一，儘管不當，至少未訴諸暴力或戰爭，對百姓生命安全無直接威脅，仍算屬於制度內的爭鬥。話雖如此，執政黨若出現腐敗與濫權，究其根本，責任也在在野黨監督不力、表現不彰。倘若在野黨能真正獲得民意支持，完全可以在選舉時以選票更替執政黨，達成權力轉移。因此，執政黨的惡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在野勢力的不爭氣與監督失職。至於新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若無法形成有力政治組織，其替代現有在野黨角色的可能性有限。但從正面角度看，台灣多一股能夠制衡與監督執政黨的聲音，對民主發展總不無裨益。
早期黨外所處的政治環境，比今日嚴峻百倍，當時正值國民黨戒嚴體制下，政治打壓無所不在，黨外人士既無從政機會，辦報遭禁，無法組黨，更談不上言論自由與民主權利。這樣的壓迫與不公平，正是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根本矛盾。筆者自倫敦大學學成歸國後，正逢此一時局，於大學任教兩年間，內心不斷拉扯——究竟應留在學界從事終身學術研究，還是投身社會，推動政治改革？最終，我選擇離開學術圈，返鄉高雄，一邊執業律師，一邊投入政治運動，並準備參選立法委員，以組織一個真正的在野政黨為目標。當時，亦曾遭巴黎大學同學、國民黨政要遊說加入執政黨，並允諾優渥條件，皆予以婉拒。筆者認為，必須從體制外著手，團結反對力量，終於在民國74年9月28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見證民主進步黨的正式成立，筆者亦為26位創黨簽署人之一。然而，社會層面的壓迫與不平，並未因政治改革而自動消除。筆者遂認為，在民進黨致力於政治民主的同時，仍需有一個政黨專注推動社會改革、照顧中下階層與弱勢族群。因此，筆者選擇離開民進黨，另組「工黨」，致力於爭取社會正義，特別關注教育、醫療與居住三大基本人權，這些本應由政府保障的基本需求，對弱勢者而言更是生存之本。其實，落實這三項權利並非難事。筆者在巴黎大學就讀期間，便親身體驗到社會保障的力量——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不需支付高額學費，巴黎大學法學院每年註冊費不過80法郎／年，約合新台幣800元，四年下來僅花費不到四千元。對貧寒子弟而言，免費教育是一個翻身的契機，只要肯讀書，便有希望改變命運，不必世代困於社會底層。
在巴黎求學期間，筆者對法國的免費醫療制度印象極為深刻。曾有一位來自文化大學的女同學，也在巴黎大學就讀，因心臟問題接受了兩次手術，全部醫療費用由法國國家負擔，未讓其家庭背上龐大負擔。正是這樣的制度，使得社會中下階層不會因病致貧、因貧而死。免費醫療保障了最基本的生存權，也體現國家對人民的尊重與照顧。教育、醫療與居住，是人民生活最基本的三項人權，台灣目前僅在醫療保險方面初步實現，教育雖學費不高，窮人子弟仍有就學機會，但在居住權方面，問題仍十分嚴重。高房價讓弱勢族群無法安身立命，形同現代社會的不平等象徵。對此，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呼籲政府應大力興建社會住宅，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期盼能真正落實「住有所居」的基本權利。筆者當年參與黨外運動，所追求的正是「政治上消除壓迫與不公、社會上減少貧困與不平等」的理想。為此，我參與籌組民進黨，推動政治改革；後又成立工黨，致力於社會改革。未曾想到，當年我們滿懷改革熱情創建的民進黨，在歷經十餘年執政後，卻逐漸偏離初衷，不僅分裂華夏民族的認同，甚至有否定自身為華人的政治論述，導致兩岸關係日趨緊張。
華夏民族歷史綿延數千年，歷經無數次分裂與統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歷史循環之常態。如今，賴清德自詡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然而，務實地追求一個根本無法實現的虛幻目標，不僅無助於台灣發展，反而可能將台灣推向戰爭的邊緣，台灣與中國大陸若因政治分歧引發衝突，將對兩岸人民帶來巨大災難與無盡痛苦。因此，今日的黨外力量，應重新團結起來，將「防止兩岸戰爭、維護和平」作為首要目標，和平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價值，唯有防止戰爭，人民的生命與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戰爭是殘酷的，任何政黨與政治人物，都不應以意識形態為名，犧牲千千萬萬無辜百姓的生命。
